5月，政府宣布为统考生打开公立大学一道门；6月底原定开放申请；7月面对追问，高教部只说还要审核；到了8月，3所国立大学陆续公布招生条件。等来的不是大道，而是6科A2、MUET高门槛，依大甚至要求中文系申请者具备数学或高级数学。申请期又短得惊人。门是开了，却像先把门框缩小，再问为何没有人进来。
董总多年来一再要求政治人物不要消费统考。统考本来是教育与学术问题，不该成为族群与选举攻防的工具。然而，当一项教育资格被政党反覆承诺、质疑、搁置数十年，事实是：统考早已被政治化。如今更吊诡的是，政府并未正式承认统考，只是透过内阁议决，让符合“统考加二”条件者申请3所大学4项中文相关课程。连这样有限的一步，也能拖延数月，再附上费解的门槛。
真正令人不安的，已不只是6科A2高不高，而是一项内阁决定竟缺乏制度承接。谁负责？谁订条件？为何中文系需要数学？为何英语门槛高于一般课程？为何各校申请日期与程序不一？若政策只停留在会议决定，而没有统一指南、固定时程、透明标准与申诉机制，学生得到的就不是可预期的权利，而是一个随行政裁量开合的有限入口。这才是问题核心。
反覆失约消耗政府信用
这种处理方式消耗的不只是华社耐心，也是政府信用。一次失约可以解释，反覆失约便成为治理问题。当涉及青年升学的政策，需要家长和学生到不同大学网站寻找答案，所暴露的已不是技术疏忽，而是制度对公民缺乏基本尊重。
近日读到印度的“蟑螂运动”，医学考试泄题影响约200万名考生，数以万计青年持续抗议，要求政府对教育制度失灵负责，其后教育部长辞职。我无意浪漫化街头冲突，更不主张把别国抗争模式搬回马来西亚。我想到的“蟑螂精神”，不是躁动，而是一种公民韧性：小人物可以微弱，但当制度反覆失灵，人民不能只学会忍耐，也有权持续追问，要求掌权者解释与负责。
华社公民力量渐消退
华社是否正在失去这种力量？我们有文告、有记者会，却愈来愈少形成持续而有组织的公共压力。回看华教历史，董教总曾透过和平请愿、群众大会与社会动员，把教育诉求带进国家视野。今天未必要复制昔日方式，但若民间团体只剩“促请」、“希望”与“遗憾”，而没有追踪、问责、法律研究、数据监督与制度倡议，政府自然知道，拖一拖，风声也就过去了。
身为独中校长，我最在意的不是谁输谁赢，而是学生从这件事学到什么。孩子苦读多年，统考成绩可以申请海外名校，回到自己的国家却面对繁复而欠缺学理说明的门槛。教育若如此教导青年，他们学到的恐怕不是爱国，而是把人生安排在国门之外。
所以，统考下一步不能只问“承不承认”，而要追问“如何制度化”。内阁议决必须变成公开政策，招生条件必须符合学术逻辑，申请日期必须固定，程序必须透明，学生必须有申诉权。董教总也应从反对政治消费再走一步，把民间压力转化为持续、理性而有力量的公民监督。
统考不是华社向政府讨的一份恩典，而是国家如何对待自己公民的一面镜子。真正值得忧虑的，不是这道门开得太慢，而是我们等了太久，竟渐渐习惯站在门外。
2026年8月16日发表于马来西亚光明日报《浑忘春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