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华文教育的最高目标和对象

展读钱穆先生著作《中国历史精神》一书，当读到其中《中国历史上的教育》一文时，对于钱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统”的角度来阐述中国的教育应有的发展走向，深感叹服！ 钱氏在文中列述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等对教育的看法及其对西方教育的影响作用，到阐明西方基督教会的教育观念，并将上述所论与中国固有的“道统”教育观进行比较，再结合当时的中国现实情况，作出了发人省思的批判。 钱氏当时所处的年代正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正是国共分据两岸之初，当时海峡两岸仍然呈现剑拔弩张的形势。钱氏在文中也表露了对共产主义教育思想的不屑态度。 从历史到现实，对于中国的教育发展，钱氏检讨出中国当时的教育问题症结原来在于自清末以来到国共分裂期间，中国的教育界一直缺乏一个大家敬重的共同对象与共同中心。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教育，似乎祇是教小孩子读书识字及教育年轻人谋求职业而已，并不是在教整个的人生，导致中国的新生代感受不到需要一个超乎一切的最高中心及共同尊崇的最高对象。因此，钱氏感叹在如此般的社会环境之下，人与人之间哪能不各有距离，又哪能从其内心深处获得互相沟通？而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又如何得团结凝聚呢？他认为搞教育必得要求有一个如同基督教会中的“上帝”作为最高中心，为大家共同尊崇的最高目标与最高对象，这一个对象，为人人所共同情愿向之低头而受教的，然而这个中心与对象，却不该把政治上的最高权威来充当。 当然，对于钱氏以上所论，他所谓的最高中心与对象，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至于处在我国当前的现实环境里，这一段话语，对我国华文教育界来说，真可谓当头棒喝啊！虽然我国华社可以很自豪地标榜除了中台地区以外，在海外的华人世界中，我们拥有一支由学前到大专的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然而翻阅整部我国华文教育发展史，我们却感受到华文教育的发展却一直在历史洪流中摇摆不定，在政治企图与种族情绪的冲击之下，仅存的1283所华小、60所华文独中、3所华文大专，以及无法准确统计的华文幼儿园，也只不过是半壁江山而已。当前的各种教育政策的摆弄，在在影响到华文教育整体性的发展走向，而那些把民族教育权益挂在嘴边的政客，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如同走马灯一般，令华社人士目眩不已。 钱氏在半个世纪之前对中国的教育评论，如果将之放在现今的华教界的舆论平台上，恰好就是一个很好的警惕。虽然我国当前的华文教育发展形势和钱氏所处的年代的教育问题性质不同，然而在面对整个问题的思考态度上，仍然是一致的。 我们何其幸运，在我们的族群中出了个林连玉，他充分发挥了社会运动家的精神，为华教抛头颅、撒热血，因此在捍卫华文教育的功劳簿上，林先生要被记上一笔；我们又何其欣慰，在华文教育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严元章博士，他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现今也正式被提出作为当前全国独中教育改革纲领的指导思想。 从林连玉和严元章的对华教的奉献与贡献，华社人士能够从中体会到发展华文教育的真谛是甚么吗？林连玉“批龙甲、搏虎头”的奋斗精神和严元章自成体系的教育思想，华社人士吸收了多少？我想，这就是所有华裔同胞在面对华文教育课题上所要共同尊崇的最高目标与最高对象啊！ 26-10-2003